难以跨过的考试门槛
法庭上八面威风的法官，也有垂头丧气的时候。
三年前，我在山东为一批法官授课。课间闲谈，法官们说：“听了你们的讲课，真是茅塞顿开。我们这些从事实务的人，太需要补充理论知识了”。所谓“茅塞顿开”，当然是客气话，山东人的好客不仅表现在酒桌上，也表现在语言上。但他们的“太需要补充理论知识”，当是肺腑之言。而当我问他们：“你们能拿到学位吗？”法官们一个个神情黯然，垂头丧气的，全然没有法庭上指点江山的风采。“外语，何老师，外语太难了。我们三十好几的人，平时工作那么忙，哪有时间死记硬背单词？再说，考这些有什么用？”据我所知，这个班一百多名学员中，顺利通过外语考试并拿到学位的，寥寥无几。
两个月以前，我在河南为一批检察官授课，同样的一幕再次上演。课终收场时，我不由得对当今一些没必要的外语考试大发了一阵感慨，话音刚落，下面的掌声如潮涌来，-这可能是我教书生涯中，获得的最热烈的掌声了。
掌声因何而来？因为我说了真话，因为我揭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，这就是，现行的 研究生 英语教育和考试制度，不仅劳民伤财，而且扼杀了人才。无论语言学家们和主考官们如何阐述外文的价值，都不能改变一个基本的事实，即对于大部分法官来说，外语对他们没价值！这些置身在基层法院、中级法院乃至最高法院的法官们，终其一生也未必在法庭上用到外语。
在我国研究教育初创阶段，研究生被定位于从事科学研究人员，招生数量极为有限，国家希望他们站在科研的第一线，希望他们娴熟地掌握一门外语，以便借鉴国外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研究生教育的目标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，大部分研究生入读的目的并非要从事理论研究，而是希望更深入地掌握一门专业知识。他们并非站在理论的前沿，而是站在实践的前沿。他们时常面对的是老乡而不是老外，他们真正需要提升的是汉语水平而不是英语水平。
教学回来的途中，我请教北大负责研究生教学的一位领导：“学校为什么非要考他们英语呢？”他的回答是：“我们也不想考，曾经向国家教委提出意见，但他们不同意。”
让谁欢喜让谁忧
这就非常奇怪了。学生不愿意学，学校不愿意考，为什么还非要考外语？古人说，学以致用。学习的目的就是用，连古人都明白的道理，为什么在当代社会行不通？问题出在教学和考试制度。按我国现行体制，大学教学的必修课由国家教委规定，国家教委规定的必考事项，不管教师有何想法、学生有何意见，必考。由国家而不是学校规定必考课目，实则是计划经济的遗迹，是对知识领域的一种国家计划，即学生必须学什么，教师必须教什么，只能由国家行政部门通过命令的形式规定，它与经济领域内的计划经济声气相通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， 企业 生产什么，生产多少概由国家规定。经济领域的计划经济已经受到彻底的清算，而知识领域的计划管制至今仍然长盛不衰！就知识生产而言，学员需要什么样的知识，他们准备成为什么样的人才，学生最清楚-至少对研究生如此，他们自己有选择权。学校应当给学生传授什么样知识，教师最清楚，学校应当有选择权，但他们都没有发言权。
制度的背后是利益。据相关统计显示，英语教育市场的年产值高达数百亿元人民币，相当于中国一个较发达的中等城市的年产值。在英语教育市场中，收入最稳定的是各类考试的主办者。以 职称英语 考试为例，每年的报名考试费、教材、参考书等加起来按200元算，400多万报考者，费用就可达数十亿。这些既得利益者营造了一种外语学习的氛围，这就是“不懂外语就不是人才”。可是，曹雪芹懂外文吗？雷锋懂英文吗？
请不要指责我刻薄，但即使有人指责我刻薄，我也要说一句大实话：外语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有人希望他重要，并以此使自己变得非常重要！
现行的研究生外语考试制度，使得许许多多希望深造的人望而却步了，使得高校的生源枯竭了。我相信，如果将汉语和外文并列，供学生自行选考，我国的教育至少是研究生教育必将有长足的进步。这一改革利国利民，何乐而不为？
考试权力回归高校
伴随着外语的霸主地位是汉语的衰落。面对着大自然创造的人间美景，我们的古人叹道：“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？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……”而我们今人呢？只会嘶哑着嗓子喊：“星星还是那个星星哟，月亮还是那个月亮。山也还是那座山哟，梁也还是那道梁……”我们的语言已贫乏到无法表达我们的感情了！
著名的文学家和语言学家梁实秋在《谈考试》一文中说道：“对于身受考试之苦的人，我是很同情的。考试的项目多，时间久，一关一关地闯下来，身上的红血球不知要死多少千万。从前科举考场里，听说还有人在夜里高喊：”有恩的报恩，有怨的报怨！“那一股阴森恐怖的气氛是够怕人的。真有当场昏厥、疯狂、自杀的！……我有一位同学，最怕考数学，一看题目，立刻脸上变色，浑身寒战……
因此我以为，在外语考试方面，我们不妨这样看：第一、企业应有经营自主权，高校应有教学自主权，国家应当保障高校的相对独立性。课程的设置、考试的内容等属于教学自主权范畴，主要应由高校自行决定。
第二、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即使有权规定一些必考课目，也应当通过听证、论证等形式，听取教育者以及被教育者的意见，与时俱变地进行调整，此属于行政民主的基本范畴。